“药品谈判降价追踪：救命药，进了医保更要用好”

救命药最好加入医疗保险(健康焦点药品谈判降价追踪(下) )

17种谈判抗癌药降价纳入医疗保险

大部分医院根据需要购买相关品种，3个月以上采用60万箱以上。 其中，中科院肿瘤医院已购买抗癌药2475箱，惠及肿瘤患者近700人

冬天的北京，即使刮寒风，也挡不住全国各地患者的脚步。

侯莹是来自甘肃省的非小细胞肺腺癌患者。 在女儿和丈夫的陪同下，她再次来到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，寻找新的治疗方案。 生病几年来，她一个接一个地多次来到北京，病情反复，全家都很痛苦。

这次，根据新的诊断案，侯莹停止服用以利沙，从两周前开始改为安洛蒂尼。 侯莹在当地买的药，一盒3409元，医疗保险报销63%，个人支付了1000多元。 服药后，她自我感觉不好，淋巴结有点小，也没有疼痛的感觉，只是有点咳嗽，胸部有积水。 这次我想请医生看看有没有必要换新药。

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药房的部分抗癌药。 社记者鞠焕宗摄

安替尼是通过谈判降价纳入医疗保险的17种抗癌剂之一，降价幅度达到45%。 专家认为，该药对三线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有效。 我国肺癌病例数在肿瘤病例中最多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病例较多。 与厄洛替尼一起降价纳入医疗保险的肺癌治疗药物不少，惠及许多患者。

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统计数据，全国31个省(区、市)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1386家医院，报告了17种抗癌药采购数据，大部分医院根据需要采购了相关品种，3个多月共采购60多万箱。 其中，中科院肿瘤医院已购买抗癌药2475箱，惠及肿瘤患者近700人。

为了促进抗癌药物进入医院，国家卫健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:将临床急需的癌症防治药物纳入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，包括12种抗肿瘤药物。 制定一系列癌症治疗临床路径和用药指南，研究确定新型抗肿瘤药物病理、特护用药等方面指导要求的完整抗癌药物配置并采取管理政策，17个国家谈判抗癌药物未纳入医疗保险总额控制范围，对合理采用的费用按规定单独计算予以保障。 注册肿瘤科三级综合医院和各级肿瘤专科医院，需要根据临床诉求及时配备谈判药品，每周提出采购和采用进展。

侯菁用的安罗代尼，成本还不太高。 有些药品如易卜生每盒4.86万元，原全部依靠患者自费，降价纳入医疗保险后，个人自费为原药费的3%左右，大大减轻了患者负担。

药物不能被过度采用

采用抗肿瘤药物有病理诊断和基因检测两个前提。 对于确定目标的药物，必须遵循基因检测后可以采用的基本方法。 癌症的基础治疗手段仍然是手术、放疗、化疗，抗肿瘤药物只是配合治疗手段

许多肿瘤患者认为，只有吃药才能延长生存期。 其实，这是一种误解。 抗癌剂比较有效，但只是对比部分适应症，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服用抗癌剂。

记者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诊室注意了20名就诊患者。 他们的病情各不相同，即使是同一个肺腺癌，治疗方案也不同。 有些人可以用药，有些人适合化疗等。

患有肺腺癌的老先生，适合化疗，做了10次化疗，现在的状态很好。 80多岁的患者，因为女儿有病案寻求治疗方案，患有间质性肺炎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。 70岁的肺腺癌患者接受了4次化疗，3个月后肿瘤变长，从去年12月开始口服药物吉非替尼，医生建议检查有无缓解。 两名来自山东的兄妹带着母亲的病来看病，医生建议口服化疗药物……

进入诊察室后，有人问医生:“我听说pd—1的治疗效果很好，可以使用吗？” “听说有一些靶向药很有效，能打开一点吗？ ”对此，医生只能回答“先检查后”。

专家表示，用药前需要临床指征，如靶向药的对比是某种突变，如无这种突变，盲目用药将无法取得疗效。 国家卫健委《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大纲(年版)》指出，抗肿瘤药物的采用有病理诊断和基因检测两个前提。 对于确定目标的药物，必须遵循基因检测后可以采用的基本方法。 也就是说，癌症的基础治疗手段仍然是手术、放疗、化疗，抗肿瘤药物只能配合治疗手段，帮助病情稳定，延长生存期。

国家诊疗规范和合理用药大体上可以指导医生用药，但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、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表示:“患者不按照诊疗规范生病，医生的临床解决非常重要。”

“许多不符合条件的患者也提出了用药要求，必须防止过度录用”国家卫健委卫生快速发展研究中心药物政策室主任傅鸿鹏认为，其他药品的价格空之间相对较大，部分机构和医务人员未必有诊疗规范和合理的用药。 因此，需要对费用高、用量大的药品进行点监测和分解，不能滥用救命药。

越来越多的救命药有望纳入医疗保险

加入医疗保险需要掌握患者无限诉求、有限医疗保险基金、药物临床价值的平衡。 首先要考虑医疗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，其次要综合考虑药品的临床综合价值

抗癌药物加入了医疗保险，其他救命药也应该加入医疗保险吗？ 近年来，我国药品审评进程加快，创新药不断出现，好药更多。 另外，老百姓收入增加，对好药的诉求也增加，越来越多的救命救急药希望加入医疗保险。

中国药科大学教授丁锦希认为，医疗保险具有强大的“团购”特点，可以按量定价，通过不同的购买方法购买不同的药品，大大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的录用效率，满足人们使用好药的诉求。 例如，使用量大、竞争充分的可以集中购买，高价、创新专利药可以探索谈判谈判的谈判，垄断性、竞争不充分的可以使用限价等。 关于选择哪种药，必须综合判断药品的疗效、价格和价格的利益，无论哪种药不高，好用的药往往是首选药。 另外，还要测算医疗保险的支付水平，使医疗保险可以购买，可以承受。

发达国家“团购”药品的经验值得借鉴。 武汉大学世界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毛宗福介绍说，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都制定了高价药物选择的基本概况，包括疗效的明确性、临床必要性等，按照药物经济学相关评价指标进行了选择。 “高技术、高健康效益、高价格”的药品主要是恶性肿瘤、罕见病和一些慢性病治疗，即“救命、好用”的药品一般是首要谈判对象。

近年来，我国一些省份对这类药品展开了医疗保险准入谈判的探索。 年，原国家卫计委开展了3类药品的谈判，年人社部开展了医疗保险目录准入药品谈判。 自去年以来，17种抗癌药通过谈判降价纳入医疗保险目录，平均降幅达到56.7%的国家以11个城市试点组织的药品带量集中采购，中选药品平均减少52%。

患者需要的好药在加入医疗保险后，后续的流通、录用环节就会跟上，从而确保患者用药。 这就需要加强处方管理，培训临床医生，促进合理用药，控制费用增长。 并在临床上监测质量和不良反应，保障药品质量。

“最困难的是，要掌握患者无限的诉求、有限医疗保险基金、药物的临床价值的平衡。 ”。 毛宗福说，首先要考虑医疗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，其次要综合考虑药品的临床综合价值。 最重要的是要调动医生合理用药的积极性，减轻医疗保险的压力。

丁锦希认为，我国药品质量需要继续“补课”。 只有继续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，提高我国药品质量，才能与进口原研药竞争，进一步降低药费，提高医疗保险水平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使用好药的诉求。